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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名词的nothing(无)拆开转成句子就是no-thing(没有东西)。道家很完备,无是本,但并不只讲无,将生命抽象了只挂在无也不行,一定要无、有、物三层都讲才完备,才显其全体大用。
这样当然是个形而上学,也想对存在有个说明,但这说明仍只是个主观的、从实践上说的,而且还是境界形态的说明。这很微妙,读读道德经就会知道,仔细了解就可以看出这是很深的智慧。道家对此感受非常强,从这里就讲出一大套道理来。何谓不生之生?这是消极地表示生的作用,王弼的注非常好,很能把握其意义。道家式的形而上学下存有论是实践的,实践取广义。
一个国家之内政府的作用就是依絜矩之道来尽责任,来行絜矩的作用,就是平停酌剂的作用,这样才自由,才是open society。当学问讲,是个境界形态的形而上学。[20]宁镇疆: 《〈老子〉早期传本结构及其流变研究》,上海: 学林出版社,2006 年,第20-22 页。
其一,郭店本是战国中期偏晚的抄本,大概形成于战国中期。[6] 现在看来,尹氏的目光比较敏锐,革新意识很强,其意见常常能触及一些学术痛点,有可取之处。81 章通行本 《老子》影响广大,但其错误甚多,故以河上公本和王弼本为代表的通行本应当得到细致、全面而充分的校勘和检讨。一般认为,刘向定著本是各通行本 ( 如王弼本、河上公本) 的母本或祖本,它是由刘向于西汉成帝年间定著的,是《老子》的又一个定型本。
[18]钱穆: 《关于老子成书年代之一种考察》《再论老子成书年代》《三论老子成书年代》,载 《庄老通辨》,北京: 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23-123 页。关键词:《老子》通行本; 老子思想; 汉简本; 王弼本; 河上公本 所谓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即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
景帝立经本(汉简本) 的思想背景是黄老思潮达到了高潮,政治背景处于清静无为之治即将出现转折前的巅峰时期,故景帝于是始立《老子》为经。[5]张松如:《老子校读》,长春:吉林人民出版,1981 年,前言 第 3 页。1. 简帛四古本 《老子》的文本状态和特征 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目前集中在通行本与出土简帛古本的对立上。又本节用例,参见此文。
笔者长期从事早期 《老子》文本的研究,写有多篇相关学术论文。前两项是从正面来说,后一项是从反面来说,两者都是必要的。帛书甲本则在上段 天下有始 前及中段首句 塞其兑 前各有一表示分章的墨丁符号。检讨通行本和彰显以汉简本为代表的出土古本,是研究老子思想之文本依据问题的两个彼此依赖和相互成就的方面。
[21]丁四新: 《申论〈老子〉文本变化的核心观念、法则及其意义》,《哲学动态》2002 年第 11 期; 刘笑敢: 《版本歧变与文本趋同》,载 《老子古今——五种对勘与析评引论》上卷,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年,第1-42页。而如果不对通行本进行如上全面的检讨和审查,我们就不会认识到出土简帛古本的重要性,以及为何笔 者主张以北大汉简本作为研究老子思想的主要文本依据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无论如何,权衡和考量通行本与出土简帛古本的优劣利弊,从而真实、有效地回答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问题,这是当前老学研究的一个必要任务。但是,随着简帛四古本的发现和整理出版,这种默认的封闭的文本观念似乎不再合理,应当打破,因为出土古本迥异的文本存在状态足以让人对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可靠性产生严重怀疑。
早期《老子》文本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在战国晚期至西汉成帝时期它经历了一个经典化的过程,包括成型和定型两个阶段; 汉简本和刘向定著本 ( 通行本) 的篇章数均以天道观的数理为分章依据; 从原本看,《老子》文本应当属于原子分章,郭店本即是明证,而 原子分章 概念的提出,深化了姚鼐的文本观念; 《老子》单独一章 的建构,有其文本组织法则及其历史、语言上的原因。从分章特征来看,郭店 《老子》文本应当定性为 原子分章,[9]而不属于 自然分章。论分章,郭店本的分章最彻底。目前,学界对于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问题,除了极少数学者外,普遍缺乏感知,个别学者甚至基于通行本养成的学术习惯和偏见,面对如上提问,充满了抵触情绪和讪笑,而不能理性地思考。但其文本存在形态是什么,这是目前不太清楚的问题。论篇幅,帛书两本比汉简本的字数多。
然而, 后世学者通常不知这一点,而径直以它们为同一章来作章义及其思想的解释。从宏观上来看,汉简本有两个非常显著的特征,一个是它有 老子上经 老子下经 的篇题。
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或者说,不可再作分解的章段即为原子分章。
简言之,追问老子思想研究的文本依据,这是一个亟须阐 明和回答的问题。[10]所谓 原子分章,是指一个文本的文本单位(章段)与其思想单位 (章义) 完全对应,且具有不可再分的特性。
高明说: 它的珍贵,主要是抄写的时间早。3.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 《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 研究老子思想或者引用 《老子》文本,应当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 《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注 多言数穷,不如守中 曰: 多事害神,多言害身,口开舌举,必有祸患。而这个怀疑和反思,指向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分章多寡及其章界裁划是否恰当问题上。
郭店《老子》是战国中期的抄本。然而,我们看到,河上公注 天地之间 曰: 人能除情欲,节滋味,清五藏,则神明居之也。
笔者推断,北大汉简本是景帝立经本的传抄本。据郭店本及其文义来看,通行本第五章很可能是由旧本的三章拼合而成的。
又由于早期《老子》文本观念已被逐步揭明出来,面对王弼本和河上公本的分章我们已经无法做到不怀疑和不反思了。严灵峰说: (帛书《老子》) 是一种从来最古的本子,但却不是最好的本子。
众所周知,郭店本与今本的差异很大,而帛书本与今本的差异也不小。这方面的例子本文已在上面列举数例。如果《老子》一书失传,后来又没有再发现及流传下来,那么仅凭先秦秦汉子书的简单记述,我们是无法深入论述和阐发老子思想的。研究老子思想应当遵循三个原则,即以汉简本为主要依据,以原子分章为依据,以及全面检讨和反省通行本《老子》及王弼注和河上公注。
在现有本子下,研究老子思想,征引 《老子》文本,笔者认为,只需要出土简帛四古本似乎就足够了,而不必依赖通行本。很显然,后者更为重要。
老子思想与《老子》文本是什么关系,或者说,研究老子思想的文本依据是什么?在简帛四古本未发现之前,这似乎是一个不证自明的问题,无需关注和回答的问题。但是,既然刘向定著本已不可见,而王弼本和河上公本又变乱、错 讹得如此严重,那么退而求其次,综合多种情况来看,笔者认为,在目前可见诸本中,汉简本是研究老子思想最理想、最合适的文本依据,因而是主要的文本依据。
梳理魏晋以来老学、道学及其思想的发展,还是应当以其所依据的《老子》本子作为文本依据。( 河上公本同) 郭店 《老子》甲组却只有中间一段,即只有 天地之间,其犹橐管欤? 虚而不屈,动而愈出 四句,其后并有一分章符号。